何建偉，男，1964年2月出生，1981年9月參加工作，1989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曾任重慶市銅梁縣平灘中學教師，教導處副主任；銅梁縣教育局干部；銅梁縣委辦公室秘書科科長，副主任；銅梁縣環保局副局長、黨組副書記，局長、黨組書記；銅梁縣國土房管局局長、黨組書記；銅梁縣委常委、統戰部部長，中華龍溫泉旅游開發區黨組書記、管委會主任；銅梁縣委常委、政法委書記；銅梁縣委常委、統戰部部長；銅梁區委常委、統戰部部長兼巴岳山玄天湖度假區黨工委書記、管委會主任；銅梁區政協黨組書記、主席。
2023年6月，何建偉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，接受重慶市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。2024年1月，何建偉被開除黨籍、開除公職，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。
重慶市銅梁區政協原主席何建偉的奢華豪宅——耗資數百萬元、占地數十畝的“何家大院”，建在當地平灘鎮某村山腳下。據何建偉交代，大院碧水環繞的布局暗含化解“命中缺水”、延續榮華之意，但最終被證明不過是大夢一場：“何家大院”尚未完工，何建偉已經“落馬”。
初心不純，追名逐利步步沉淪
何建偉出生于一個普通家庭，父母要養育4個子女，外加身體患病，欠下不少外債。貧困的生活經歷讓何建偉暗自立誓：“一定要掙很多很多錢，永遠不再為‘五斗米’折腰。”
有此想法并沒有錯，但錯在選錯了道路。很多人在困苦的生活中養成了艱苦奮斗的作風，但何建偉卻認為：要過上有錢人的生活，就要當大官，以權換錢。
當官發財兩條道，何建偉卻從一開始想的就是通過當官來發財。初心不純，注定其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。
1989年12月，何建偉在平灘中學任教期間加入黨組織。之后不久被調入銅梁縣教育局，身份也從一名人民教師轉變為政府工作人員。
何建偉抓住這來之不易的機會，努力工作，因為表現突出，1992年，在銅梁縣機關青年干部的遴選中，他被選拔調入縣委辦工作，并被委以重任，后擔任秘書科科長，29歲時被提拔為縣委辦副主任，深得組織信任。
那時的何建偉意氣風發、年輕有為、前程似錦，剛開始時，有人巴結奉承，還有人送錢送物，但何建偉都拒絕了。他在自我剖析時說：“我不是不想要，我需要的是可以徹底改變貧窮命運的財富。我還需要克制欲望，將對財富的渴望深埋心底。”
貧窮困苦的成長經歷和改變命運的強大動力，塑造了青年時期何建偉拼搏向上的積極形象，同時，由于修身不正，也造成了其認為有權有錢才有尊嚴、才有出路的扭曲心態。
1997年，何建偉調入銅梁縣環保局工作，先后任副局長、局長，同時兼任銅梁縣巴川河清污分流工程指揮部指揮長。這是何建偉第一次掌握了管理工程項目的權力，開始同商人老板有了直接接觸。商人老板們出手闊綽、生活奢華，讓何建偉看見了社會生活的五光十色、豐富多彩，也同他簡單清貧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
“同樣是人，為什么這些老板就可以活得如此瀟灑，而我的生活就要如此窘迫？”在這樣的反復質問中，何建偉內心的天平徹底失衡，長久以來被壓抑的欲望破土而出，促使他走上了一條不歸路。
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，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。“理想信念不堅定，精神上就會‘缺鈣’，而我面對考驗面對誘惑無法把握自己，也為我之后的步步沉淪、走向墮落埋下了伏筆。”何建偉懺悔道。
底線失守，貪口大開越陷越深
1999年，何建偉任銅梁縣環保局局長后，工程建設老板曾某走進了他的視野。為在工程承接、項目協調、工程款撥付等方面得到關照，接觸一段時間后，曾某拿出3萬元作為“見面禮”送給了何建偉，拉開了其貪欲的閘門，也成為其貪腐道路上的“助推劑”。
“這是我收受的第一筆賄賂。”這么多年過去了，何建偉至今仍記得自己當時的心情：既緊張又興奮、既恐懼又渴望。“緊張恐懼是因為我知道這肯定是違法犯罪行為，一旦被發現查處，我曾經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東流；興奮渴望的是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權力變現的快感，第一次感覺我多年的努力奮斗終于有了回報。”
許多貪腐都是從細微之處開始的，往往第一道防線沒有守住，后面就會層層失守。商人老板與何建偉私相授受的同時，也讓其深陷享樂奢靡的“溫柔鄉”。2004年以來，何建偉兼任銅梁縣委統戰部部長，以支持幫助民營經濟為借口，開始與商人老板勾肩搭背、吃吃喝喝。
商人老板也深知何建偉這一喜好，經常請其吃飯喝酒拉攏關系，請托何建偉提供各種幫助。何建偉也根據請托事項的大小收受金額不等的好處費，酒桌飯局也逐漸演變為其與商人老板進行權錢交易的“名利場”。
“自己想當然地以為吃吃飯喝喝酒沒有什么大問題，然而真正的侵蝕都是從一杯美酒、一句恭維開始，一點一點拉近和你的距離，讓你放下心中的警惕，不斷地走近你、軟化你、腐蝕你、拉攏你。”何建偉悔悟道，“等到你醒悟的那一刻，一切就都已經晚了。”
觥籌交錯之間，底線一步步突破。此時何建偉已經全面蛻變：“我覺得給老板提供幫助就應該得到感謝，收取好處費理所當然。”
2006年，42歲的何建偉任職銅梁縣委常委、政法委書記，其貪腐的金額也越來越大。不少商人老板看好其政治前途，與其打得火熱，肖某就是其中一位。那些年，肖某精心“圍獵”何建偉，陪吃、陪喝、陪玩，得到了何建偉十足的信任。當然，肖某的付出也沒有白費，他的業務范圍跟隨何建偉的任職軌跡，一路變遷。從最開始的環保產業到后來的房地產項目、再到新農村建設示范項目，等等，何建偉在土地審批、項目施工許可、房屋預售許可等多個環節積極為肖某提供幫助。為了避開直接收受大額現金賄賂的風險，雙方還精心設計收取好處費的方式，何建偉或以親友名義投資入股，收取分紅款；或以借款的名義，收取肖某高額利息，在貪腐的道路上越陷越深。
貪欲如洪水，不遏則滔天。1997年至2023年期間，何建偉利用職務之便，先后為10名特定關系人和相關單位，在獲取土地、項目推進、介紹項目、撥付工程款、項目驗收、企業經營、獲取補貼、協調審批、招商引資、安排工作、調整崗位等方面提供幫助，涉嫌非法收受財物近兩千萬元。
變本加厲，親情異化家人同腐
2012年，何建偉離開銅梁縣委常委、政法委書記的崗位，再次擔任縣委常委、統戰部部長。何建偉卻認為這是被邊緣化的信號，自己提前成了“天花板”干部。他總結出一套自己的錯誤價值觀：當領導受時間和地域的限制，一旦職務調整或者退休就不受人尊重了，唯擁有財富的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受人尊重。于是，何建偉開始變本加厲追求奢靡的生活。
面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高壓態勢，何建偉并非沒有畏懼，他不止一次害怕過、恐懼過，但貪欲之念、僥幸之心最終占了上風。他自以為，雖然不直接分管國土、建設、水利等部門，但可以利用縣領導的身份，大肆向相關職能部門領導打招呼，這種“協調性”權力不如直管權力那樣明顯，幾乎是不留痕跡，隱蔽性強。就這樣，何建偉看似什么都不管，但通過這種“協調”，其實就變成了什么都可以管。
在一次次“協調”中，何建偉盡量當“好”人、做“好”事、說“好”話，對外營造出愛幫忙、能幫忙的“好名聲”，努力和老板成為“利益共同體”。因此，慕名而來的老板越來越多。何建偉說：“我一只手拉著商人老板，另一只手拉著相關職能部門領導，將自己作為‘錢’和‘權’的連接點。”
為了更“可靠”地斂財，何建偉還把自己的胞弟拉進來充當“白手套”，先后為其“協調”工程項目40余個，并在工程承接、工程建設、工程款撥付、工程驗收等方面給予幫助。雖然是胞弟，但這些“協調”仍然明碼標價：工程利潤對半分。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，其胞弟作為何建偉的“提款機”，為其輸送好處費800多萬元，全面滿足其買房、投資、放貸等各種需求。
其他親友也是何建偉的受賄渠道，對于其他親屬請托安排工作、調整崗位、追討工程欠款等事項，何建偉也根據事情的大小收取幾萬元至幾十萬元不等的賄賂。“親屬間行受賄”可謂是何建偉受賄的一大特點：在其涉嫌收受的賄款中有將近一半來源于親屬。在何建偉看來，即便是為親屬幫忙，收取好處費也是理所應當的，血緣、親情都遠不如真金白銀來得實惠。
何建偉與親兄弟“明算賬”，收親友的好處，其妻子也夫唱婦隨，結果一人腐帶動夫妻貪。肖某為感謝何建偉在新農村示范項目建設中提供的幫助，以借貸返息的方式向何建偉兌現感謝費。何建偉將來龍去脈告知妻子，妻子不但沒有阻攔，反而配合其向肖某轉賬300萬元，此后，肖某以借貸返息方式向其支付“利息”200多萬元。
連親友的好處費都不放過，其實也隱藏了何建偉自作聰明的小心思，通過胞弟、親友間的“掩護”，何建偉以投資收益、放貸收息等方式對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掩蓋，以他人名義開設銀行賬戶、找他人代持資產等方式對風險進行隔離，妄圖修建“隔離帶”和“防火墻”，規避組織調查。日子長了，何建偉就天真地認為自己“手段高明”，違法犯罪行為不會被發現。
家風敗壞與腐化墮落總是相依相附。認為升遷無望的何建偉，決定好好享受生活。為此，他指使胞弟在農村老家大興土木，修建“何家大院”，以光宗耀祖，彰顯富貴。
何建偉對這個大院寄予厚望，暢想退休后在此享受奢華的生活。從請人看風水開始，挖建水塘、修建道路、建造房屋、栽種苗木，前后歷時十余年，耗資幾百萬元，占地數十畝，直到案發都沒有完工。在修建過程中，他多次利用職務便利違規給相關部門領導打招呼，利用修建山坪塘、道路整治等項目為“何家大院”獲取財政補貼資金，違規大面積超占超建。“這不僅僅是一棟房子，更是我一生成就的寫照。”此前，何建偉對“何家大院”這般評價。
但被查處后，他追悔莫及：“我本以為‘何家大院’是彰顯我一生成就的‘功績碑’，現在卻變成了銘刻我違紀違法行為的恥辱柱。”
草蛇灰線，伏脈千里。世上哪有完美的通道、哪有自以為是的高明手段、哪有不會醒的榮華夢。在持續發力、縱深推進的反腐敗斗爭中，何建偉機關算盡，直至被查處才如夢初醒，卻為時已晚。
來源：中國紀檢監察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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