詹順舟，1966年9月出生，1990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90年6月參加工作。曾任甘肅省玉門市（縣級市）市長，酒泉市政府黨組成員、市政府秘書長，酒泉市副市長、玉門市委書記，酒泉市副市長、敦煌市委書記，酒泉市委常委、敦煌市委書記兼省文化博覽局副局長。
2019年2月21日，經甘肅省委批準，省紀委監委對詹順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，并對其采取留置措施。8月13日，經甘肅省委批準，決定給予詹順舟開除黨籍、開除公職處分。
2020年12月18日，甘肅省白銀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詹順舟犯受賄罪，受賄數額折合人民幣4780.66萬元，以及美元52.8萬元、歐元1萬元、港幣87萬元，數額特別巨大，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處罰金人民幣100萬元，扣押在案的贓款贓物，判決依法沒收，上繳國庫。詹順舟當庭認罪服判。
29歲被破格提拔為副縣級領導干部，36歲被任命為酒泉玉門市市長，成為當時全省最年輕的市縣長。一個本應有著大好前途的領導干部，何以步步沉淪至此？
一、理想“拋荒”，黨性不純——學習筆記心得體會多由他人代筆，開始迷信“燒頭香”
每年的夏季，正是敦煌的旅游旺季。在案發前，詹順舟每逢此時最為忙碌，整治環境、綠化造景、培訓人員、協助布展，全力備戰文博會。這時，敦煌和他都會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。而現在的詹順舟，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組織賜予他的大好發展平臺，脫去光鮮亮麗的“外衣”，只能在牢獄中反思自省，深刻懺悔。
為什么入黨？為什么從政？這是每個黨員干部從一開始就應該思考并時時自省的問題。回顧詹順舟的從政經歷，他曾經也做了一些工作，但與其他黨員領導干部不同的是，他努力奮斗的初衷和動機更多是為了自己的名和利，而不是黨的事業和群眾的利益，立志做大官而不是做大事。
1990年，從蘭州大學畢業的詹順舟順利參加了工作，在蘭州十年，從蘭州市到省直部門，基本都是從事文字材料工作。寫材料是苦差事，但能鍛煉人。詹順舟認為，機關工作要想出人頭地，被領導賞識，只有干別人不愿干和干不好的事才有希望。
在詹順舟的努力下，1994年他被提拔為省經濟協作辦公室副主任科員，并兼任下屬協通公司董事長。后因單位沒人寫材料又被調回省經協機關，并于1996年4月被破格提拔為副處長。
2000年，詹順舟不甘心在省直機關“爬格子”，希望有更大的平臺，便爭取到酒泉掛職。剛到酒泉一年，他主導引進落地企業幾十家，爭取國家和省級資金幾千萬元，得到酒泉市縣兩級領導干部的賞識和肯定，并動員他留下。
留任的詹順舟很快于2002年9月當選為玉門市市長，成為當時全省最年輕的市縣長。2006年詹順舟調任酒泉市政府黨組成員、秘書長。2009年，他再次回到玉門，任市委書記。詹順舟對自己在玉門的政績很認可：“我在玉門兩進兩出，當了一回市長，當了一回書記。當市長搬了一座城，新建了一座城市。當書記建了100萬千瓦的風力發電廠，給玉門市的發展還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的。”
2012年12月，詹順舟擔任酒泉市委常委、敦煌市委書記。隨著國家“一帶一路”建設、敦煌國際文化旅游名城等建設的推進，敦煌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。組織把這樣一副重擔交給他，對其抱有極大的信任和期待。
然而隨著職務晉升，本應心懷對黨、對組織的感恩之情，踏踏實實、干干凈凈干事創業的詹順舟，卻放松了政治學習和黨性修養。在“兩學一做”等學習教育中，其交流文章、黨課講義、學習筆記、心得體會多為他人代筆，黨性分析報告蜻蜓點水、浮光掠影，剖析問題遮遮掩掩不觸及思想靈魂。隨著地位提升、權力增大，特別是擔任酒泉市政府秘書長之后，他不再思考當官為什么、干什么，而是想著官還能當多大、當多久。在與辦案人員的談話中，詹順舟直言不諱：“我所有的人生積累，所有的準備，所有的學習和努力，都是為了做官。”
理想信念的領地嚴重“拋荒”，內心空虛的詹順舟開始在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中尋求精神寄托。在擔任敦煌市委書記期間，每年除夕，詹順舟都以“檢查安保工作”為由，到敦煌雷音寺“燒頭香”；正月十五，會雷打不動地再次到雷音寺燒香、拜佛、許愿。
2015年之后他自認為“仕途不順”，工作壓力大，加之有人舉報，省紀委兩次找他函詢，關鍵時刻不信組織信鬼神，詹順舟問計于研究周易八卦的同學，同學說他“犯小人”，指點他隨身攜帶“五帝錢”，佩戴觀音吊墜，就能“消災避禍”。荒謬的是，詹順舟就是帶著這兩樣東西進的留置點。
“沒有正確的信仰作支撐，很容易在前進的征程上迷失方向和自我。”這是詹順舟得出的血淚教訓。他之所以一錯再錯，給自己挖了一個又一個大坑，根本原因就是放松了自身的黨性修養和錘煉，沒有上好思想入黨這個共產黨員終身必修的政治課，關鍵時刻動搖了理想信念根基。
二、立場搖擺，為官欲商——面對一次挫敗和一句批評便心灰意冷，想辭官經商
理論學習不扎實，導致政治上不堅定，加上偏激的性格與自負的心態，讓詹順舟在面對順境時居功自大，遇到一點挫折就心猿意馬、怨天尤人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站不穩立場，辨不清方向，最終犯了無可挽回的錯誤。
在詹順舟的蛻變過程中，有兩個重要節點不能不提。第一個是在2006年。那年5月，詹順舟由玉門市長調任酒泉市政府黨組成員、秘書長，3個月后，酒泉市舉行市委常委換屆，詹順舟滿心以為自己肯定能選上常委，結果卻未能如愿。想要仕途上更進一步的詹順舟對此意志消沉，怨氣滿腹。有朋友趁機勸他下海經商，他有些心動，但又心有不甘。于是一有時間就與私企老板接觸，吃喝玩樂，燈紅酒綠，就像換了個人，全然忘記了紀律規矩。
“他這個人很偏激，看待問題總是從個人出發，憑個人感覺，加上他很自負，又有很強的權力欲，所以不能客觀看待組織的人事安排。”辦案人員說。
第二個節點是在2016年4月，作為敦煌市委書記的詹順舟加緊籌備首屆絲綢之路（敦煌）國際文化博覽會，時任甘肅省主要領導到敦煌視察后，當眾批評了他，讓他覺得受到當頭痛擊。于是他又故態復萌，想到下海經商，準備辦完文博會就申請調回蘭州，辦病退。自認為仕途無望的他自此開始瘋狂斂財，以前不收的錢收了，過去不拿的錢也拿了，徹底“破罐子破摔”，他的巨額賄賂近一半都是在此后收受的。
詹順舟何以對經商念念不忘？其背后也有兩段經歷。
16歲那年，考上重點中學的詹順舟迫于家中經濟困窘，棄學經商，開始販蝦賣魚，當時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掙大錢，買條動力船在長江上跑運輸，當“船老大”。沒想到剛攢了兩萬多元，販運一批甲魚到外省時就慘遭打劫。“經商夢”破滅的他只好投奔遠房親戚，寄人籬下，讀高中考大學。
1994年，在省經協辦下屬公司兼任董事長的詹順舟，給單位創造了不錯的效益，省經協辦一次性獎給詹順舟6.6萬元，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。
對兩段經商經歷念念不忘、自視有經商頭腦的詹順舟，長期在為官從政和下海經商之間搖擺不定，面對一次升遷未能如愿和省領導個人一句批評便意志消沉，拋初心、棄使命，利用手中權力斂財，為經商當老板做準備，毫無政治定力、政治立場可言。
詹順舟自我剖析道：“青少年時期經歷的磨難，造就了我危機心理重，凡事決策前都要做最壞的打算；兩段經商的經歷，在我此后仕途不順或工作壓力大的情況下，下海經商的念頭就會占上風。”
詹順舟收受的賄賂中，很大一部分是幫老板賺錢分得的“利潤”。他坦言：“幫老板賺錢讓我有一種成就感，自己沒當成老板么，人啊，有時候把理想變成現實，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。”為了滿足這種“成就感”，詹順舟把商品交換原則帶入黨內政治生活，把手中的權力當成瘋狂斂財的工具，奉行“辦事就收錢，收錢就辦事”的原則。
當官發財，應為兩道。這是黨員領導干部應遵守的最起碼的政治規矩。詹順舟既想當官，靠組織給予的發展平臺展示自己的才華；但在遇到挫折時，又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斂財，為下海經商鋪路打基礎，企圖名利雙收，不勞而獲。正是政治上的投機和經濟上的貪婪，驅使著他一步一步偏離正道，走向深淵。
三、底線失守，享樂奢靡——被商人老板“溫水煮青蛙式”圍獵，貪圖享樂、玩物喪志，逐步蛻化變質
“新鞋踩泥”的故事生動地說明了慎始慎初的重要性。參加工作后的一段時期內，詹順舟也能夠嚴于律己，潔身自好，但在不法商人的圍獵下，在不良思想影響下，放棄了原則立場，沒有堅守住“第一次”。
剛工作時，即便是一張購物卡詹順舟也要推辭、思量半天，事后還要想著以何種方式再償還人家。然而，隨著權力越來越大，圍在身邊的商人老板越來越多，在這些人的吹捧和鼓動下，詹順舟開始走向享樂奢靡的道路。當其認為“仕途不順”后，更進一步沉淪于物欲和貪念中尋求安慰。
“從農村一路走來，經歷那么多的艱難困苦，等過上了好日子，自己掌權了，就把那些忘了，慢慢地自己就變了，變化于無形之中。”詹順舟懺悔道，到后來，幾十萬、上百萬乃至幾百萬的巨額賄賂他都欣然接受。尤其令人震驚的是，黨的十八大后他仍不收斂、不知止，反而變本加厲，共收受30人賄賂3600余萬元，其中2016年6月一次受賄數額即達800萬元。
甘于被圍獵后，詹順舟心中開始有了“一桿秤”，不過這個“秤”不是稱自己的職責，而是用來稱自己的經濟收益。他會按照不同工程項目的獲利比例，心中盤算定下收錢的數目，如果哪個老板送的少了，他會以不同方式進行暗示，或者干脆當時推托不收，事后再找機會索要，直至達到心中預期為止。某老板在詹順舟的幫助下，承攬了敦煌市數個工程，獲利頗豐。他連續幾次給詹順舟送去幾十萬元，詹順舟都以“你先放著”“以后再說”等借口推辭了，過了一年多，詹順舟以買房缺錢為由，一次向他索要230萬元。
詹順舟有兩大愛好。一好玉石，經過多年的“把玩”，詹順舟自詡是懂玉的行家，商人老板和干部送來的玉他先自己鑒定，認為好的才收，不好的就當場退回去，讓對方重新購買，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鋪去買，當然最后的結果是，購玉的錢輾轉騰挪進了他的口袋。二好打麻將，對此老板們自然“心領神會”，爭相陪著打牌，變相輸送利益，詹順舟則“只贏不輸”，欣然接受。為了提高效率，他有時會一晚上安排兩個甚至幾個麻將場，把這個桌子上的錢掃光后，趕到另一個場子接著“撈金”。
談及這些愛好，詹順舟說：“我一開始是沒有什么愛好的，都是老板培養起來的，一開始人家跟你一塊玩，給你送點小東西，玩著玩著就上癮了，和商人老板也成了朋友，最后越套越深，就像‘溫水煮青蛙’。”
成由勤儉敗由奢。詹順舟兒時家境貧寒，在他的記憶中，童年和少年時期都是在撿糞挖野菜、喂豬養鴨、到縣城賣菜中度過的。剛走上工作崗位以及剛結婚那些年，詹順舟生活節儉、平淡，一斤六元的水果嫌貴只稱四兩，婚后兩年妻子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買過。
隨著職務的升遷、地位的提高，詹順舟的生活標準和要求也越來越高。特別是在2006年“提拔失敗”后，他和一些商人老板混到一起，耳濡目染下，個人主義、拜金主義、享樂主義和特權思想滋生蔓延。他熱衷穿高檔服裝、戴名貴手表，將一名房地產老板送的兩套房子打通居住，面積近350平方米，裝修十分豪華。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，仍多次乘坐飛機頭等艙，配備超標準公務用車，超面積使用辦公用房，多次接受私企老板安排的旅游、宴請等。
正所謂“玩物喪志”，詹順舟不再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，在擔任敦煌市委書記的后期，除了有重要會議、重要活動或出差，他日常的工作狀態是上午睡到十點左右起床，下午約老板打牌吃飯，晚上十點以后才開始批閱文件、安排工作，一些工作抓得松松垮垮、敷衍了事。在掃黑除惡專項行動中，敦煌被查出的胡鑫黑社會性質組織案，是公安部掛牌督辦的全國22起重大涉黑案件之一，其中有4名副縣級干部充當“保護傘”，該案正是發生在詹順舟主政敦煌期間。
思想上松一寸，行動上偏一尺。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，導致行為上不斷失范越軌，在各種錯誤觀念的侵蝕和商人老板的圍獵下，最后詹順舟徹底突破了道德底線和紀法紅線，嚴重敗壞了黨風政風，污染了社會風氣。
四、心存僥幸，背棄忠誠——認為反腐的“雨點”落不到自己頭上，為逃避監督指使他人千里運鈔藏匿贓款
詹順舟之所以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仍不收斂不收手，除了仕途失意、自我放逐以外，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心存僥幸，認為反腐的“雨點”落不到自己頭上，自己會成為“漏網之魚”；認為反腐的力度會減弱，節奏會放緩，“風頭”會過去，“大環境”會越來越寬松。
僥幸心和敬畏心是一對矛盾體，僥幸心理越大越強，敬畏之心就會越小越弱，就越容易破規逾矩，詹順舟就是實例。
為逃避監督，在隱匿非法所得、對抗組織審查調查上，詹順舟可以說是挖空心思，費盡心機。早在2007年，他就在一名浙江籍老板的勸說下為妻子辦了假身份證，借此來存儲、轉移贓款。他還將收受的非法所得存放在發小、妻子朋友、岳母、特定關系人等名下，或投資到股市、典當行、小額貸款公司、私營企業等“以錢生錢”，甚至將庫房鑰匙和房產、借貸、投資憑證等也存放在朋友家的保險柜里。
身在杭州的詹順舟發小，是幫助其隱匿贓款的重要人物，2014年至2016年，其向發小轉移財物達3200多萬元。出于“安全”考慮，除少量資金通過銀行轉賬方式處理，詹順舟先后4次安排自己的司機或行賄老板開車，每次拉著500萬元到800萬元不等的現金，送到數千公里之外的杭州交于發小，共計2700萬元。為了做得隱秘不留痕跡，每次都是他與司機、老板、發小單線聯系，指定交錢、收錢地點，頻繁更換行車路線和接頭地點，上演現實版的“諜戰劇”。
2014年1月至2017年2月，省紀委3次就信訪反映詹順舟違規提拔使用干部、收受他人好處費、為他人在承攬工程方面提供幫助等問題進行函詢，但詹順舟每次都隱瞞事實、避重就輕，尋找理由、推卸責任，意圖蒙混過關，最終放棄了組織給予的挽救機會。
在后來的談話中，詹順舟悔恨地說：“我一直存在一種僥幸心理，開始的時候想著找組織去自首，但是一想，只要自首這一切奮斗就歸零了，不甘心，萬一組織上查不著呢？后來就想著給自己脫罪，能少說點就少說點，現在想想真后悔，組織給了我那么多機會，我都沒有珍惜。”
世上沒有后悔藥，人生沒有回頭路。直到審查調查后期，詹順舟才徹底醒悟，但為時已晚。在被留置期間，他一遍又一遍認真學習黨章，一遍又一遍對照黨章深刻反思反省，并把總綱部分背誦、默寫了下來，以表達自己痛徹心扉的懺悔。
鐵的事實和血的教訓表明，“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”，“僥幸”之路走不通走不遠；更表明，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的決心堅如磐石，意志堅不可摧，力度不會減，節奏不會松，堅持嚴的主基調不動搖。黨員干部要徹底摒棄僥幸心理，敬畏黨紀國法，牢記黨紀國法是帶電的高壓線，時刻把紀律刻在心上，嚴格依規依紀依法辦事，使鐵的紀律轉化為日常習慣和自覺遵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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